《學習年代》第7章討論用書：《惶然錄》
（《學習年代》將《The Book of Disquiet》譯為《不安之書》，本文採用時報出版社的譯名《惶然錄》。）
我幾乎覺得《惶然錄》是思想的毒藥。從我接觸new age思想開始，我就很重視如實觀照、活在當下這回事，佩索阿（或者《惶然錄》的虛構作者Bernardo Soares）卻恰恰相反。他堅持和世界保持距離，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裡，結果卻經常得到世界沒有意義、自己也沒有意義的結論。固然這本書的中譯十分優美，但我實在無法體會許多人把它當成文學極品細讀的感覺，只覺得這些思想太可怕了，想趕快把書翻完。這本書之所以受歡迎，大概是因為它和現代人內心的空虛產生了共鳴吧。佩索阿唯一吸引我的，是他使用不同筆名作詩這一點，彷彿可以隨時換上不同的假面，創造不同風格的作品（雖然從結果看起來差異並不是非常明顯）。我比較想談的是詩這回事：因為我剛好加入了學校裡一個現代詩的團體。我想先從加入這個團體的緣由說起。
在「自由與行動」的課堂上，我早就注意到被老師稱為「現代詩小組組長」的J，後來又聽我這個小組裡的B說自己的嗜好是寫詩。我是個業餘、名不見經傳的隱藏詩人，最近雖然比較少寫詩，但還是對這兩個課後互動非常密切的人有興趣，在參加之前的慢走活動的時候，就抓住機會和他們聊了一下。學校本來是有詩社的，但後來因為不明原因而結束，我沒參加過，也不知道內情。去年底，J在自己的住宿學院裡創立現代詩小組，雖然還不到社團的層級，但應該有傳承的意味，他也希望小組不局限於住宿學院內部，所以一直歡迎學院外的人參加活動。小組創立的同時，B也成為組員。我不知道他們是因為小組而開始熟悉，還是熟悉了才興起創立小組的念頭，總之他們都寫詩。我本來想說「請讓我加入你們的小組」，但不知道為什麼沒說，後來還是他們向我要了聯絡方式，我才加入。
雖然我也參加了他們的讀詩會，但我只待一個小時就急著離開，我畢竟不是住宿生，他們的聚會時間又太晚，我一直待下去可能會趕不上末班公車。我和他們互動最頻繁的地方其實是facebook的社團專頁。我們做的想必是別人也做的事：發表作品、分享佳作、提供意見。雖然成員不多，但通常可以得到即時回應，我也就越來越投入了。我曾經以為自己的創作生命正逐漸邁向死亡，但加入這個小組才一個月，我就作了三首詩，這個小組對我而言顯然有正面的影響力。這種感覺就像是學了一種外語，卻一直沒有談話的對象；好不容易派上用場，就開始講個不停。不過，我並沒有為了融入團體而刻意迎合他們，我一直丟出不同類型和題材的作品（自己的和別人的），同時觀察每個人的特色。J非常熟悉年輕詩人的寫作主流，喜歡仔細經營的意象，也用這個角度檢討自己和別人的詩句（雖然他可能不是這樣想的）。他活躍於許多校內與校外的團體，但他的詩作表現的通常是曲折的私人情感。與J相反，B的作品常常直接寫出社會時事，然後交代他個人的憤怒、不安和困惑。J肯定B的詩藝，但從意義層面來看他總覺得B的視角太過偏頗，又擔心B成為被憤怒困住的憤怒青年。另外，還有不寫詩但喜歡讀詩的P，她似乎偏愛鴻鴻簡單真摯中帶點趣味的文字，和一些抒情而浪漫的作品。至於比我還晚加入的S，我和他實在不太對盤，大概是無法進入他的感情層面，結果只看到他的破綻。但我也不敢濫用自己的主觀批評他，只能設法給一些鼓勵和建議，因為我多年前剛開始寫詩的時候曾經在網路上被不知名的前輩批評過，意志消沉了一陣子，對評論這回事也變得小心翼翼了。至於我，一開始寫的詩總是自我中心的，充滿混亂組合的意象；後來文風隨著環境改變，我開始以週遭人物的描寫為主，句子也變得極度簡單。加入現代詩小組以後，我的作品又開始變化，暫時還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不論文采和品味是好是壞，我們應該都算是有自己的個性。但，我想問的是，離開了個性，我們的詩和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固然「……和世界的關係是什麼」是《學習年代》的典型問題，但真正使我反思詩這種文體的，是最近才開始讀的《衛生紙詩刊+》（我正在讀的是第10期）。我讀大部分的現代詩，經常有種說不上來的無力感，雖然它們似乎很符合當代詩壇的美學要求……但《衛生紙》帶給我截然不同的體驗。初讀《衛生紙》，我只覺得，怎麼回事，這麼多不修邊幅的語句，如果是我寫的，我一定會因為害怕被批評「這夠詩嗎？」而硬是轉幾個彎、打幾個結。讀到一半，我才開始明白，在這裡最重要（雖然不是完全不重要）的並非文字的精練、意象的密度，而是直視生活與世界的態度。除了感情生活的剖白，也有很多對社會現狀以及花博、過勞死、國光石化等時事的不平之鳴。以前我認為現代詩是一種極度講求獨特技巧的文體，總得用個人的視角把世界扭曲成另一個樣子才會獲得肯定，看來我是大錯特錯了。有時不修飾的文字更能直指事件核心……不，我想重點不在於要不要修飾文字，而是心中有無明確傳達訊息的欲望。如果以訊息性為優先，那麼，所謂個性不應該是盲目追求意象的奇巧，而是儘量將自己對事物的態度表達出來。
但是，在讀這些嘗試接近世界的詩的時候，我又想起了佩索阿的懷疑。有沒有可能，這些接近世界的詩，呈現的其實只是詩人的觀點，因而寫詩事實上是一種遠離世界的方法？不論是詩刊中某些作品充滿自信的抗議，或者是B的作品中充滿焦慮的困惑，對我而言，作者的個人觀點總是比他們要呈現的世界更吸引我的注意。可以說，當詩人嘗試在詩中表現世界性時，總是免不了呈現更多個人性。（或許富禪意的俳句是例外，但不在我的討論範圍內。）那麼，難道詩人應該像佩索阿說的，放棄呈現世界的深層的意義，只把注意力集中於感受表象嗎？對我而言，這樣恐怕又矯枉過正了。生活的本質就是個人與世界的互動，對世界的個人化觀點其實也是互動的一部分，如果連這樣的觀察都不允許，不就是徹底劃清人與世界的界線嗎？這樣的話，「生活」可能成立嗎？再說，人對世界本來就很難達到真正的客觀，即使看似做了公正、平衡的陳述，許多議論文仍然難以掩飾本身固有的特定視角。說穿了，主觀並不是詩這種文體的原罪，詩只是對各種奇特觀點的生長十分寬容而已。
那麼，說到底，我們要這些接近社會或者實際上可能遠離社會的詩幹嘛？或許，依照董啟章的世界觀，我們還需要更多詩人來描寫這個世界，讓更多不同的觀點發聲；還需要更多審視這些觀點的讀者，讓觀點之間互相溝通，促進社會意識層面的多元與整全。就算是和世界保持距離的佩索阿，也創造了自己各種不同分身組成的腦內世界，彌補單一視角的不足。只是，唉，為什麼我要這麼努力探究詩的社會意義呢？對我而言，其實，詩更像是生活（即個人與世界的互動）的副產品，感覺想寫、非寫不可的時候就寫了，意義什麼的也只是後來加上去的。對我而言……詩是過剩心理活動的洩洪。